《周易》中说：
“观乎人文，以化天下。”
“文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所谓“文化”，也就是以“文”化“之”。何谓“文”，就是“人文”。
《周易》中如是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宋程颐《伊川易传》卷二释作：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看来，“人文”原来是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是人类自己运用理性为自己寻找道路的结果，而不是把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所有一切都归结到看不见的“神”头上。
比如，我们的情感依托，我们的信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人文的一部分。
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正是中国“人文”大放光彩的时候。他们都想用自己的“人文”来化“天下”，于是才有了争鸣。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
“过去神话时代与其心灵的平静和自明的真理终结了”。
当过去那些无须思索的真理崩溃之后，人们不得不思考；过去神话时代的自信消失以后，人们不得不在理智的思索中重建自信；过去那些天地有序的观念倾斜以后，人们不得不在观察中重新修复宇宙的格局，在这一思想分裂的时代，人类开始抛弃了幻想，抛弃了神明，抛弃了迷信，而是开始用自己的脑袋和理性重新思考出路。
人类社会不能等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西方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
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可以说是知识，知识都是必然的，受因果律的制约，它的表现形态就是科学。
科学都是线形的，这一点我们上面说过了。
所谓线形，就是有一个“因”，必然指向一个确定的“果”，不会模棱两可，颠三倒四。
而关乎人生的是智慧。何谓“智慧”？
“智”和“慧”是有差别的。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
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智慧，智与慧并不相同。
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
“智”和“慧”之间虽然存在着细微差别，但它们还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与人有关，或者关乎个人，或者关乎由人组成的社会。但它们都离不开人。
为什么同“人”有关系的我们叫做“智慧”，而与“自然界”有关系的，我们叫做“知识”呢？
原因很简单：与“人”有关系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固定的答案。如果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方程式，那么，这些方程式是“无解”的。
这里没有固定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谁都可以说自己的答案是对的，同样，谁都可以说别人的答案是错的，而且都还可以举出一大堆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比如，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无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
如此等等，都没有答案，而且，它们也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而没有答案，而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它们不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愚笨而得不出答案，而是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得不出答案。
关于人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两个正反命题可以同时成立。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这样的现象称之为“二律背反”，即两个相反的问题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违反了逻辑上的矛盾律。
比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性善和人性恶是两个相反的命题。但它们可以同时为真，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说人性是善的，也可以说人性是恶的。
同样，我们既可以说人性不是善的，也可以说人性不是恶的。而且无论哪一个主张和论点，都可以得到证明。这种现象就是“二律背反”。
康德说，你一旦用研究自然界的思维来思考人生问题，来思考人类社会的问题，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不能用自然思维来思考，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
所以说，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必然思维的产物，只能用到自然界中；而智慧则是辩证法的产物，用于人类社会。
二者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知识进入了智慧的地盘，就是教条；一旦智慧进入了知识的领地，就是迷信。
这样的问题，有一个术语专门来称呼，那就是“哲学问题”，而用自己的脑袋无聊地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那就是“哲学家”。
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先秦诸子和百家争鸣，就是一堆哲学家围绕着一堆不能回答的问题展开的讨论。
正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所以才有了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才有了“诸子百家”。
就是面对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都为这些无解的“人的方程式”尝试着给出答案。可惜的是，他们都给出了答案，他们又都没有给出答案。
人生无解，所以哲学没有答案。哲学源于问题，而哲学不过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罢了。
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也没有答案，哲学的尴尬在于，它总是在试图回答那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它总是在说那些根本无法言说的东西。
但是，在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性回答中，人类及其哲学又获得了全部的尊严。
正如帕斯卡尔所说：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人类就是这样因“思”而获得了尊严，尽管这种思考没有答案，但这种追逐却体现了人类的伟大和执著。人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也就在这种不断追逐的过程中。
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知识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发明了新的智慧。
其实，我们的智慧并没有进步多少，甚至，相比于古人，我的智慧还在退化，因为物质欲望已经侵占了我们的生命细胞，使我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哲学也许从诞生那一刻就已经死亡了，因为自从人有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起，先知先觉的圣人就已经把人生的种种困境和问题醍醐灌顶地提了出来，剩下的只是回答而已。
比如，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
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先秦，我们至今还没有超越先秦诸子。
因为他们好像穷尽了人类的所有问题，每当我们遇到难以走出的困境，我们的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投向先秦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朝向那些永远无法被超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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