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程颢画像及其诗句#
按语：上一期推送讲了明道先生作为儒家弟子所面临的历史挑战，这一期从天理、识仁、定性三个截面说明明道先生的基本思想。
一、天理
明道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问时曾放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二字不仅是明道先生的思想贡献，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精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经过一千多年的教化，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普通人也会呼喊“天理何在”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明道先生的贡献在于确立天理的本体论地位，如果套用黑格尔的话，那么明道先生则把绝对精神理解为天理，此天理只有一个，万物只是一个天理，物是天理，人心也是天理，但是人心与物不同，人心有感知能力，人心能够感知天理，而物处在天理之中而不知，物是冥顽化的天理，而人心具有自我意识，处在天理之中并且能够感知天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万物一体的观点，万物一体首先是指我与物的同一性，物与我皆处在同一天理之中，天人不二，天人无间。
所谓得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并不是神秘的事情，得道即在于领会到天人合一，领会到我与天理的合一。天理并非远离俗物的无限存在，天理即在挑水砍柴和人伦日用之中，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如何做到我与天理的合一呢？对于明道先生来说，只要一个“敬”字，“敬”是功夫，天理的本体，敬的过程是去除自己私欲和返回本心的过程，立诚首先在于克服自己的私欲对本心的支配——因为私欲对阻碍人心对天理的感知——进而体认到唯一的天理。因此，中国哲学的得道不单纯的是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即功夫论的问题，只有通过执敬、立诚等功夫方能体验到我与天理的合一。
二、识仁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仁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宋代几位思想家建立新儒学的核心概念，一种新思想范式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对于基本概念的重构，儒学的普通概念在新儒学里变得焕然一新。仁，在孔孟之中其义不甚明确，大抵以政治和道德意义为主，如仁政、仁爱等等。明道先生在《识仁篇》中说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在宋代新儒学当中第一次有了本体的意义。
仁首先是世界的本体，仁即生生之理，万物皆有生生之理，仁本体即说生生之理是万物的普遍之理，仁被确立为世界的本体，无论是草木鸟兽，还是人心，皆处在生生之理之中。其次，仁又是人心的本质规定，人心与万物有差别，“人则能推，物则气昏”，人心能够体会到仁，物则体会不到仁，只有人心才能认识到万物一体的道理，被私欲（物）俘虏的人心并非人心的本原状态。医生说患者某处器官麻痹不仁，即指这处器官血气不通，丧失了感知能力，仁是一种对于万物一体之天理感知的能力，这便是明道先生对于仁的第二处贡献，即以觉言仁，仁者并非仅仅是一个道德人设，而是一个功夫境界，只有仁者才能认识到万物一体，仁者即新儒学中的得道之人，他能够返回本心，本心与宇宙是同理，因此，认识到万物一体并不需要穷索，仅仅是返回到本心。
三、定性
明道先生最著名的思想便是在《定性书》之中，《定性书》并不一本书，而是明道回答张载关于如何定性的一封回信，其中影响极为深远，对于儒家弟子的修身养性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献。禅宗和道家都有自己的修身养性之法，并且以此见长，而且这也是它们能够占据过去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原因，直到宋代新儒学出现，儒家才弥补了这个空白。所谓儒家心法，即开端于此。
《定性书》便是明道的心法，定性，简单来说，便是如何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人生在世，总是被抛入到各种烦事之中，被外在事物牵着鼻子走，比如被自己的怒气支配，时间长了，自己就觉得累了，因此往往需要心法去克服被支配的状态，做到真正的自由状态。对于此，佛教主要是教世人看破外在事物，看到外在事物的否定性，一切物都如梦幻泡影，通过禅定法达到破除外物的引诱，从而获得自由。过去光谈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忽视了人心的精微之处，根本没有把个人的心如何不被外物引诱等问题看作问题。
明道回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与佛教不同的回答，佛教主要是在时时克服外物的诱惑，而明道则不分内外，定性不仅仅是静，而且也是动，甚至主要是动，在动的过程中与天地同震，天理合一即可是儒家的定性，归结起来是“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儒学是入世之学，他不可能不参与俗世，不可能那样与佛教弟子跑到荒山野岭和万物隔绝，即追求脱离有限的无限，儒家是在有限的世界坚守无限，极高明而道中庸，天理即在物中。因此儒家的定性并非指向与外物隔绝的状态，或者去除心的感受能力，而是认识到万物一体，达到与天理的同一，以天理作为心的行为准则，该喜则喜，该怒则怒。儒家心法并非求静，动静皆可定，儒家求的是动静之中的恰当尺度，这个恰当尺度是天理，天理昭昭，若是人心与天理合一，廓然大公，人心自然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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