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恪的议论说起
公元年，掌握东吴实权的太傅诸葛恪挟上一年东兴（今安徽含山）之战大破魏军的余威，意图效仿叔叔诸葛亮出兵大举北伐。孰料此议一出，竟招致东吴朝野的群起反对，为了说服反对者改变立场，诸葛恪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为北伐辩护。这篇文章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全文收录，凡字。通篇讲述偏安不能久存的道理，很明显也是在模仿诸葛亮的《出师表》（文中提到诸葛恪见过“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文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
诸葛恪的意思是说，现在吴蜀之所以能与曹魏抗衡，是因为曹操时代的士兵已经老死，而年轻人还没长大。要是不乘魏军老幼青黄不接之际北伐，等再过十几年，等年轻人成长起来，魏军的数量会扩大一倍，而国家（指东吴）的军力反而会减少一半。到时候就大势已去了。
这段议论似乎有些“滑稽”，诸葛恪仿佛是未卜先知一般能预料到十余年后与曹魏兵势上升相反，己方军队数量将会减半，这还是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在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论述背后，恰是反映了三国时代兵制已经与往昔大不相同。新兴的“世兵制”正要进入它的全盛时期。所谓“世兵制”是一种军民分离，各有户籍，一旦编为军户，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专门为兵的兵役制度，“一旦被征发为军人，即为军户，家口、财产皆注明在军籍中，并加盖官印，不得更改。”与之相对的是“民户”被免除了当兵的义务，而专门承担田租和徭役。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社会分工机制，促使世兵制军人成为一种有别于平民百姓身份的特殊社会成员。显而易见，脱产军人及家属太多必然危及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户的数量远比民户少，比如东吴最后投降时全国民户52万，而军户只有23万（世兵制下所统计的士兵都作为“户”而存在，非作为个人而存在）。这就不难理解，作为三国时期补充兵源的主要方式，兵力的多少与军户子弟的数量直接相关（而与民户的增长没有关系），可以征调的士兵数量是刚性的，要是军户子弟数量太少，不够填补战争耗损及士兵老死的空缺，政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由募兵而世兵
两汉时代，主要实行征兵制。士兵来源编户齐民（主要是自耕农），服役有固定期限，一般为两年，到期便复员为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到了东汉末年，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军阀混战又接踵而来，兵祸连年，百姓大量死亡。从而使得稳定、规范的征兵制度难以实行。
另外，东汉末的政局动乱还导致了乡里行政系统的破坏，宗伍大量出现。如许褚曾“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宗伍或宗族兵，是宗族首领、强宗大族为了‘自保’，防患不虞，而以血缘地域关系为纽带，组织力量并聚合起来的民间自卫群体。”由于没有健全的乡里行政系统，征兵制也就无法实行。
由于征兵制的基础在战乱中被破坏，募兵制在很短时期内得到了普遍实行，成为各军阀集团集兵的主要方式。这直接导致了士兵身份和服役期限的改变，士兵以当兵为职业，服役期限无限延长。不同于征兵制下当兵的义务，募兵制下人们当兵是自愿的，并以当兵为职业。其次，“由于国家或地方通过募兵以保持军队的稳定，不希望这部分兵员再至流失，加上士兵应募，往往因为生计无着，也希望军队能成为其终身所托，”因此士兵的服役期限也随之延长，甚至变成终身性的士兵。例如张辽统领的士兵，约于灵帝中平六年（公元年）由其在河北招募而成，到其于献帝建安三年（公元年）投降曹操，至少当兵十年。在这之后这些招募而来的士兵仍然在张辽的统领之下战斗。
为了使己有的士兵不再流失以进一步保证兵源的稳定性，从而满足战争的需要。比募兵制下的终身士兵更进一步，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不约而同地令军户专门承担兵役，并且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让其终身世代相袭为兵，世兵制就应运而生了。
三国时期的世兵制以曹魏的士家制度最为典型。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己无力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为了恢复、发展生产，遂将人民分为民户和士家。一旦被编入士家，就要承担世世代代“持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兵户才有可能解除兵籍，成为民户。《三国志》记载合肥新城守士刘整等人就是获得军功，作为奖赏才被解除了“士名”。为了防止士兵的逃亡与反叛，曹魏实行士兵家属集中居住在某地为人质，而士兵本人却在外地服役的错役制。“如此父南子北，家室分离”实际就是以家属为人质，一旦士兵逃亡，即对士兵家属实行连坐，罪及家属，称为士亡法。与此同时，由于在世兵制下，士兵是世代相袭为兵的，因此，为了保证士兵的再生产，从而稳定国家的兵源，曹魏政权又在兵户当中实行充满强制色彩的的内部配婚制度，即士家女只能嫁给士家子；士兵死亡其妻必须也只能改嫁给其他士兵。
世兵制与三国兴亡
其实，东吴、蜀汉与与曹魏一样都实行了世兵制。正是由于三国都实行近似的兵役制度，诸葛恪才能在文章里对未来此消彼长的军事态势做出预测。年春天，诸葛恪力排众议，悍然出兵20万北伐曹魏，结果却是大败而回。随后这位败军之将在宫廷政变中被杀，祸及三族，名震三国的诸葛氏在江东这一支就此覆灭，倒是应了其父诸葛瑾“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的论断。
虽说诸葛恪志大才疏身死族灭，但他在文章中的预言却是一语成谶。距离诸葛恪写就这篇文章只过了四年，曹魏内部发生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诸葛亮族弟）在寿春的叛乱，是为“淮南三叛”。平叛的司马昭带去了26万大军，这创造了整个三国时代单次用兵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动用的兵力，而此同时，曹魏尚有余力应对姜维以数万之众在西线发动的北伐攻势。这意味着曹魏的兵势已经走出低谷，甚至开始凌驾于吴蜀之上，南北间的军事均势行将被打破。6年之后，魏军以十八万之众的压倒优势攻伐蜀汉，而蜀汉全国的总兵力不过十万出头。到了年，取代曹魏的西晋发起灭吴之战，仅前线兵力即与东吴全国兵力（23万）相当。在孙权时代能够多次组织十万人级别攻势，诸葛恪当政时甚至可以出动二十万人众的东吴囿于世兵制下兵员的青黄不接，除去各地守备部队居然只能派出三万机动兵力，反而倒退到了70多年前赤壁之战时的水平，兼之陆抗身故之后，更无昔日周瑜鲁肃般的名将，遂毫无悬念地被晋军攻灭，三国时代也就此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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