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42岁的江西彭泽县令陶渊明，任职80多天后，便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潇洒任性地挂印回家、解甲归田，开始了“晨兴理荒废，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留给后来人“悠然现南山”的无限向往。
陶渊明辞职后，很快放飞自我，“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按照现在的话说，这叫下海创业、自得其乐。那一句“复得返自然”的洒脱，引发了无数人的心灵共鸣。
我身边也曾经有一些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非常推崇陶渊明式雅致温馨的慢生活。他们追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毅然决然放弃体制内工作，进而融入商海、披荆斩浪，抑或远离都市、面朝大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经历过社会锻打的他们很快发现，生活不只是诗和田野，更多的还是眼前的苟且。在失去体制保护之后，疫情乃至任何一种变量，都会成为压垮他们理想生活的稻草。
陶渊明还在体制内的时候，生活也是很有保障的。据《魏晋南北朝官俸》考证，东晋县令每天有米五斗的官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领一千八百斗，每斗相当于今天的两升半，装米能装四斤，一千八百斗约有七千多斤。另有“职田三顷”（亩），他把公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每亩可获大米十六斗的净收入，年收入就是四千八百斗。这四千八百斗再加上他每年的官俸，共有六千六百斗，合两万六千大米，按照现在的市价，也能折合人民币五万块，生活至少过得去。
那么，陶渊明辞职之后呢？“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最窘迫的时候，陶渊明称得上是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下顿，揭不开锅还要去讨饭。以至于梁启超论及他，也感慨“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你看，生活并不总像桃花源一样。
我身边这些“复得返自然”的人，貌似也大都过得并不十分美丽。在疫情和各种变量面前，曾经的理想都被现实风吹雨打去。他们忽然明白，没伞的时候，光奔跑是没有用的，到哪儿都会淋雨，只有体制内的外衣，才是大家最大的安全感。
于是，你看，公务员考试报录比逐年攀升，原来偏远的选调生如今也成为热门，那些辞去公职的老朋友开始想尽办法往体制内挤，那些尚在体制内的员工宁愿承受不断降薪也不敢说“性本爱丘山”。他们终于明白，体制内面对的只是降薪，体制外面临的却是裁员。
有大佬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个人物了。
问题是，体制很受欢迎，但很难进。那么，体制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最后，还是问一句，你是愿“久在樊笼里”还是“复得返自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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