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姝
编者按
在山西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一座研究所。此言不虚。他是赵树理研究的权威，不仅解开了赵树理生平的许多谜团，还厘清了山西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在《论“五四”时期的鲁迅》一文中，他提出前期的鲁迅应该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同时，他又是新时期以来研究高长虹的第一人，纠正了学界多年的偏颇，肯定了“狂飙社”和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理出了山西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山西学人，研究范围之广、涉及领域之多，令人钦佩。他始终以山西为自身学术研究的根脉，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汲取充足养分，不惧艰辛，上下求索。
董大中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撰写的学术性文章和专著在万字以上，他用研究成果真正诠释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句话的内涵。如今8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年约40万字的创作产量，在整个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问题意识
谈到自己的学术人生和治学态度，董大中爱用两句话概括，“为增长知识而读，为解决问题而写”，“多读有史有识之书，少写可存可弃之文”。
在董大中看来，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是过去很多年里，“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让学术界的很多说法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而我又有一个怪脾气，是不完全相信已有的说法，对那种‘随大流’或‘王小二过年看隔壁’的现象也看不惯，凡事总要自己检验一番，弄清问题在哪儿？真相究竟如何？”这种存疑求真的问题精神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20世纪70年代末，经常有署名“烨子”的评论文章见诸各大文艺报刊，这是当时还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董大中的笔名。很快，这个在文艺界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引起了山西省文联、作协相关领导的注意。年初，董大中调入文学刊物《汾水》编辑部，担任评论编辑，年《汾水》改名为《山西文学》，董大中任副主编。进入省作协工作，不仅是工作环境的改变，董大中的研究方向也因此进入了新阶段，他结合工作和自身兴趣，将研究重点放在赵树理、高长虹和“狂飙社”其他作家身上。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追求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解冻的赵树理研究不是顶着“方向”的光环被符号化，被“捧上天”，就是背着“小儿科”“初级阶段”的标签，被“棒杀”。
在董大中看来，当时研究界对赵树理生平事迹的很多内容都还没有搞清楚，更没有真正认识到赵树理其人其文的价值，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发掘赵树理的相关史料，如何全面地解读其文本创作，如何界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研究赵树理是山西文艺评论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那么对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则体现了董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胆略和执着。“狂飙社”及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具分量的真实存在，以高长虹、高沐鸿、高歌为代表的“狂飙社”主要成员发起的“狂飙”运动，在当年的京沪都很有影响，得到过鲁迅、郁达夫等人的首肯和支持。其文学地位足可以与“莽原社”“太阳社”“湖畔社”“沉钟社”相比肩，同时也是山西向中国文坛输送的第一个作家群。
高长虹作为这个文学社团的发起者，是一位很有才华也很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团体，在之后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里却很少被提及，高长虹的文学地位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发生在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冲突，令高长虹一度被视为起初追随鲁迅而后又与鲁迅反目的“坏青年”的“典型”，“狂飙社”也随之被文学史冷落，成为现代文学界一大公案。
董大中对这一说法心存疑惑，想弄清事实真相。“高鲁冲突”是否能被简单地庸俗化为情感矛盾？其真正的文化思想含义又是什么？该怎样看待个人自由、学术民主与思想争论的关系？什么才是真正地尊重、捍卫鲁迅？这些在心中萌生的问题，促使董大中投身到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中。正是因为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别人看来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在董大中眼里却成了一直被忽略但极具开垦价值的学术处女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董大中把研究方向转至“大文化”上，仍然是问题意识让他在这个更大的领域里继续开疆拓土。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港台的“新儒家”理论在这个时候乘着南风，声势浩大地刮进大陆。“新儒家”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并以此来改造西方文化，大陆很多学者也都积极跟进。那么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化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又该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很多人都在讲“文化”、讲“传统”，但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两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在董大中看来这些问题都很实际，如果不从思想上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在从事具体的批评和研究时也不会走得太远。
年4月，《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董大中撰写的《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在同年5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石家庄理事会”的开幕致辞中这样评价这篇文章：“董大中同志这篇文章详尽论述了‘五四’反传统的问题，讲得比较透辟，我推荐大家认真一阅。”这篇文章论述了“五四”反传统的问题，驳斥了“五四”造成“文化断层”的论调，同时，对“文化”与“传统”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篇文章也为董大中后来的大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大中常说：“不论是做一项具体研究工作，还是写一篇文章，我都会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一个学人来说，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否则很容易失去方向。还要有求真求实的精神，不然也会失去完成它的勇气和意志，中途而废。”
搜集之乐
研究方向确定了，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措施，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董大中在谈治学方法时说：“在选好题目的前提下，充分发掘、占有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颖、独特且论据充分的观点，就像两个轮子，负载着研究的大车，奔腾向前。”他注重搜集资料，而且要找第一手资料。
董大中把第一手资料又分为软资料和硬资料两种。所谓软资料是指当事人的回忆，所谓硬资料是指当时的文字记载。在第一手资料中，他又最看重对硬资料的掌握。以资料实证为基础，以建立文学价值观为目标，每一项研究都打深井，穷尽题目的各个侧面，最终形成文集和研究著作两大系统书籍，董大中形成了文献考证成果与理论创新成果并重的学术特点。
董大中开始赵树理研究时就为自己确定了方向：明确赵树理的创作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赵树理参加革命前的文学活动缺乏原始文字资料，参加革命后，因为战争环境流动性大，使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湮没无闻。加之赵树理的文艺活动相当广泛，不仅限于文学创作领域，这也为其生平资料的搜集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但是如果不弄清赵树理一生事迹，又何谈对他建立正确的认知。所以，董大中明确了史料搜集是第一性，认知是第二性的研究步骤。
董大中把全部业余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用在寻找赵树理生平资料和佚文上，沿着赵树理的人生、工作及写作道路，一点一滴寻找原始资料。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泡在北京的图书馆，平时，每个周末也基本都是在全国所有可能存有赵树理资料的图书馆、资料室里度过。同时，他也特别注意走访当事人，找到很多跟赵树理相交相处过的同事、朋友，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在董大中看来，资料搜集务必要收尽，正反收全，做到不留尾巴，才能让最后的论述有理有据，一锤定音。搜集资料是一件极其辛苦的工作，但是在他看来其中却有无限的乐趣，“搜集资料的乐趣不完全在于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主要在于它把你带到历史之中，让你跟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人对话”。
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董大中编辑出版了《赵树理文集》，撰写《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赵树理论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等学术专著。他认为，赵树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同时，他还将赵树理的历史局限以及创作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放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艺大背景之下，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论述。以新的文艺理论为指导，论说了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功过是非，开启了赵树理研究的新篇章。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文化思想领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变革和创新，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有很大的关系，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同时，也因为有些研究者不再重视研究对象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常给人独有理论的空洞感。董大中用他多年的学术实践证明建立在资料充分、考证详尽之上的理论才是扎实的。
另辟蹊径
董大中的研究选题往往兼具宏观性和开创性。同时，在考证过程中又能从细微处入手，抓住要害，且从不同角度论证，做到精到细致，求深求准。在赵树理研究告一段落后，他将精力逐渐转移到高长虹和“狂飙社”研究上。大题目有了，小题目如何定，同样是选题上的一个大问题。董大中认为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重点在于“高鲁冲突”，而对“月亮诗”的解读则是突破的关键。
将“高鲁冲突”说成是因爱情产生嫉妒的主要依据就是认为高长虹在“月亮诗”中把许广平比作了“月亮”。“月亮诗”出自高长虹的爱情诗集《给——》，要解读“月亮诗”，不能脱离开这部诗集。
于是，年，董大中写了一部名为《孤云野鹤之恋》的专著，对《给——》进行了整体的解读和鉴赏。在《序言》中，他是这样叙述写作《孤云野鹤之恋》原因的：“本书在鉴赏之外，还有考索”，“而所以要‘考索’者，动因之一，是那个‘月亮问题’太烦人。”写作《鲁迅日记笺释（一九二五年）》的原因，也与“高鲁冲突”有关，主要是为了梳理高长虹和鲁迅的关系。通过从“月亮诗”及“高鲁关系”两个小角度切入，还原材料，细致分析，详尽考证。
最终，在《鲁迅与高长虹》一书中，董大中得出了三个结论：首先，“这月亮不是那月亮”，诗中的“月亮”不是许广平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通过对“《斧背》风波”“退稿事件”的大量考证，认为“高鲁冲突”，主要是当时在鲁迅身边的两个青年作家群——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与以李霁野为首的“未名社”的矛盾冲突；第三，经过考证，认为过去被看作是高长虹攻击鲁迅的一些文章，其实并非是针对鲁迅。
董大中将高长虹与“狂飙社”研究的重点放在“高鲁冲突”，又将“高鲁冲突”的突破口放在“月亮诗”，问题集中且精准。同时，因为视野宏观，不局限于就冲突说冲突，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出阐释和论证，不但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因为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为后来者留下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月亮诗”“高鲁冲突”的研究突破不仅厘清了鲁迅与高长虹相识、相交、冲突和反目的始末，重新评价了高长虹的人格及作品，对这桩历史公案的深层文化意义亦作了总结。自此，高长虹及“狂飙社”在文化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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