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有限性完全可以扩展为一切生物的有限性，其症结仅在于任何的生命都无可能占据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照这样说，宇宙中的万物好像都是这样，但生物与非生物相比更不占优势。在生物中，人则更处于劣势，全因为人不仅客观上的确有限，而且还在进化中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反倒不如无意识或意识混沌的生物那样，以模糊整体、清晰目下的方式完成生命的过程。理性可能会引领人把环境和自身一点点看清，但今天的人类难道不是在拥有智力自信的同时，不断远离了不那么理性的意义吗？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曾经很有身份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正演化为让人们有些陌生的东西。
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诗已经养活不了诗人，还有很多人说诗人存活的条件被解构，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实际，但后者显然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当然，诗人的存活以至意气奋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了。直觉上，一定不只是诗能否养活诗人这个因素，而是生活世界能否接纳诗人必需的某种状态。我想到了维科的一段话，“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崇高到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尽管写了些诗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却没有创造出比得上神学诗人更好的作品来，甚至妨碍了崇高的诗的出现。”维科本来是要说诗的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客观差异，但我似乎能从中意识到，地道的诗人必须使自己处于与事物融汇的状态中才能够有诗的感觉，甚至略微有点酒醉的感觉才能使意识天马行空。
由此再审察目前生活世界的状况，终于发现不是诗养活不了诗人，而是生活世界的土壤已不能支持诗人所必需的某种状态。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像海子、北岛这样的诗人，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不亚于，而且明显高于那些时令的娱乐明星。同龄人中若有能写几行朦胧句子的，不管他们潇洒倜傥还是其貌不扬，都不影响被人们肃然起敬。
那时候，整个生活世界还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过渡时期，体制内的诗人并不比其他角色的人们少吃少喝，而他们因能为充满理想的生活世界贡献出情调和意义，还能收获到额外的赞扬。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实际上并非诗而是生活世界养活了诗人。也许可以这样描述那个短暂的生活历史阶段，即人们知道自身在各方面的有限，却对无限的追求情有独钟。每个人一方面站立在大地上，却在各种力量的激励下毫无顾忌地仰望星空，因为他们一定能够意识到大众给与他们的不只是接纳，还有欣赏。
现在，我们在没有和他们协商的情况下，把他们掷入精致的利己主义人群，以致他们除了被同化，事实上就只能知趣地隐身。他们中间如果还有一些脚步迟缓的，夹杂着对环境有所期盼的主观心理，自然还有机会吟诵一行一行的句子，但在新异的生活世界中，注定显得仓促，且在无回馈的吟诵中失却大半的诗性。随着秉性难移的岁月流动，连同仓促的吟诵也会渐渐消匿。诗，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本就最适宜表达难以言传、不可理喻的存在，而且其本性只能运动在天地之间，转换为可读的语文，就其内容而言必然有不着边际的倾向。
然而，大地上的事情越来越多，对感觉的快乐痴迷地爱好，召唤着人们只有专注街面上的事情才不至于错失良机，那么诗人所必需的状态又从何而来？这就很像早期的哲学家乐于探索与己无关的自然，还要探寻什么世界的本原和原型，到了生活世界动荡不安之时，正处于其中的哲学家还不得把目光转向人生与人心？人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没人能够改变，但因此而放弃对于无限的憧憬和遐想，必会使人匍匐于有限的时空。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个人都可以承受，但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不能永久持续的。
主观世界的许多想象，可能永远只能想象，这并不意味着想象是一种多余。须知正是这样的想象，让无法摆脱有限性的人在最大的程度超越了自己。人为什么非得超越自己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人知道自己虽属于自然却可以与自然相对。再凶猛的狮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因而他们可以以有限的方式完成有限的生命；而再柔弱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人，他只有以超越有限的姿态出现，才能够标识自己在自然中的身份，这与他最终能否超越有限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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